习近平：为实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

　　为实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

　　习近平

　　这次中央全会已经完成了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的任务。党和人民把历史重担交给我们，是对我们的高度信任和殷切期望。我们要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这次全会选举我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我深感责任重大。同志们的信任，是我恪尽职守、继续前行的强大动力。我决心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一道，紧紧依靠全党同志，紧紧依靠全国各族人民，为党和人民事业鞠躬尽瘁、竭诚奉献。

　　党的十九大以来的5年，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5年。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发扬斗争精神，全力以赴为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而奋斗，尽锐出战打赢脱贫攻坚战，统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有效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以奋发有为的精神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

　　党的十九大以来取得的重大成就和重要经验，凝结着十九届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智慧和心血。大家忠于职守、勤奋工作、锐意进取，在各自岗位上作出了杰出成绩。现在，一些同志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党和人民将铭记他们作出的重大贡献。在这里，我代表二十届中央委员会，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2022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同志主持会议并在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后作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鞠鹏/摄

　　刚刚闭幕的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一次高举旗帜、凝聚力量、团结奋进的大会。大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提出了党的二十大主题，回顾总结了过去5年的工作和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阐述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等重大问题，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了战略谋划，对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出了全面部署，为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指明了前进方向、确立了行动指南。

　　大会通过的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是党和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大会通过的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总结了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宣示了党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坚强决心。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体现了党的十九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体现了党的二十大报告确定的一系列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战略、重大举措，对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和完善党的建设、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出了明确要求。

　　2022年10月26日至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陕西省延安市、河南省安阳市考察。这是26日下午，习近平在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苹果园同老乡们亲切交流。新华社记者 鞠鹏/摄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实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重大政治任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深刻认识我国发展面临的形势，始终保持战略清醒。正确判断形势，是谋划未来、科学决策的重要前提。新时代新征程，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经过长期艰苦奋斗特别是新时代10年的奋力拼搏，我们党领导人民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中国人民的前进动力更加强大、奋斗精神更加昂扬、必胜信念更加坚定，我国发展具备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蓬勃生机。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来自外部的风险挑战始终存在并日益凸显。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党的建设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顽固性、多发性问题。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需要应对的风险挑战、防范化解的矛盾问题比以往更加严峻复杂。全党既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必胜信念，又要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继续披荆斩棘、勇毅前行，奋力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2022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这是习近平等在杨家岭参观朱德旧居。新华社记者 燕雁/摄

　　第二，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党的鲜明品格和独特优势，是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在百年奋斗中，党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创造了与时代相适应的科学理论，指引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全党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立足基本国情，顺应新时代新征程形势任务发展变化的新要求，紧贴亿万人民创造性实践，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要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充分吸收其中蕴含的治国理政的思想智慧、格物究理的思想方法、修身处世的道德理念，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当然，讲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不排斥吸收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不仅不排斥，而且要积极学习借鉴，用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武装自己。要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学懂弄通做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把这一思想贯彻落实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

　　第三，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牢牢掌握我国发展主动权。党的二十大明确，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作出科学概括。这个概括是党深刻总结我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对我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如何加快实现现代化在认识上不断深入、战略上不断完善、实践上不断丰富而形成的思想理论结晶，我们要深刻领会、系统把握，特别是要把这个本质要求落实到各项工作之中。全党要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不动摇，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持道不变、志不改，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走好自己的路，心无旁骛做好自己的事，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要拓展世界眼光，坚持对外开放，积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在交流互鉴中不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广度和深度。

　　第四，扎实贯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各项部署，着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未来5年是按照党的二十大部署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全党要聚焦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进一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新发展理念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抓紧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协调推进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要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加强改革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巩固和深化解决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创新性政策方面的改革成果，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党的二十大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布局中突出教育科技人才支撑、法治保障、国家安全工作。我们要把教育、科技、人才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2022年10月26日至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陕西省延安市、河南省安阳市考察。这是28日上午，习近平在安阳林州市实地察看红旗渠分水闸运行情况。新华社记者 鞠鹏/摄

　　第五，全面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从根本上体现了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利于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增强党的凝聚力、向心力、号召力。要深刻认识到，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保持历史耐心、进行不懈努力。全党要按照党的二十大部署，进一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久久为功，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乡村振兴战略，不断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差距，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提高群众就业能力、致富带富本领，推动形成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的社会风尚，有力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福利主义陷阱”。要完善促进机会公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机制，畅通社会向上流动通道，打破利益固化藩篱，创造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让每个人都获得发展自我和奉献社会的机会，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

　　第六，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着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成效。我们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大也有大的难处。只有严管严治，才能保持大党应有的风范，解决大党独有的难题。经过10年顽强努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得到人民群众充分肯定。同时，要清醒看到，党内一些深层次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一些老问题反弹回潮的可能始终存在，稍有松懈就会死灰复燃，新的问题还在不断出现，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将长期存在，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管党治党一刻也不能放松。必须坚持严的基调，长抓不懈、紧抓不放，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更不能有降调变调的错误期待。全面从严治党和鼓励担当作为是内在统一的，不是彼此对立的。严并不是要把大家管死，使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搞成暮气沉沉、无所作为的一潭死水，而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形成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进一步调动全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全党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使我们党坚守初心使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章。全党要把学习贯彻党章作为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内容，作为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举措，把党章要求贯彻到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各方面全过程。

　　同志们！历史接力是一棒接着一棒向前奔跑的，党和国家事业是一程接着一程向前推进的。大家被选举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成员，承载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信任和重托，这既是莫大光荣，又是重大责任。这里，我提几点要求，同大家共勉。

　　一是牢记“国之大者”。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总体上应该由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组成。中央委员会的同志要有很强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时刻把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放在心上，做到为党分忧、为党尽责、为党奉献。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模范执行民主集中制，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经常同党中央对标对表，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及时校正偏差，不打折、不变通、不走样，决不能各行其是、各自为政。要增强大局观念，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坚持算大账、算长远账，不打小算盘、不搞小聪明，把地区和部门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自觉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紧密结合各自实际，开动脑筋、主动作为、大胆作为，创造性开展工作，真正让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坚决克服空喊口号、机械执行、消极应付等不良倾向。

　　二是全面增强本领。实现新时代新征程的目标任务，对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精神状态、能力素质、作风形象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中央委员会的同志要克服本领恐慌，加强思想淬炼、理论训练、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全面增强履职尽责所必需的各方面本领。特别是要打破思维定势，转变思想观念，弥补知识缺陷、能力短板、经验弱项，善于处理速度和质量、发展和安全、发展和环保、发展和防疫等重大关系，以丰富的知识、科学的谋划、高强的本领、创新的魄力把各项工作抓好抓实。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增强服务群众本领。要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风险意识，加强对各种风险隐患的研判，做足预案，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及时精准拆弹，增强防范化解风险的意识和本领。

　　三是增强斗争精神。历史反复证明，以斗争求安全则安全存，以妥协求安全则安全亡；以斗争谋发展则发展兴，以妥协谋发展则发展衰。我们要增强斗争的骨气、底气，不信邪、不怕鬼，形成攻难关、防风险、迎挑战、抗打压的强大合力，在坚决斗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同时，对改革发展稳定、意识形态领域、党风廉政等方面存在的突出矛盾问题，也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不能有畏难情绪，不能遇到矛盾绕道走，不能搞击鼓传花。中央委员会的同志要带头发扬斗争精神，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意识和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既当好指挥员，又当好战斗员，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2022年10月26日至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陕西省延安市、河南省安阳市考察。这是28日下午，习近平在安阳市殷墟博物馆考察。新华社记者 鞠鹏/摄

　　四是保持清正廉洁。这既是老话题，也是常讲常新的话题。领导干部的职位越高、权力越大，拒腐蚀、永不沾的任务也就越重。我常讲，打铁必须自身硬。对领导干部来讲，自身硬首先要自身廉。廉，重在自觉，贵在持久，难在彻底。中央委员会的同志在清正廉洁方面是“风向标”，必须做到洁身自爱、公道正派、坚守底线，为全党作表率。要树立正确权力观，坚持为民用权、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时刻警惕来自各方面的“围猎”，防止落入别人设置的“陷阱”。要自觉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主动接受监督、乐于接受监督，善于在监督下开展工作，坚决摒弃特权思想、反对特权现象。要履行好抓班子、带队伍、正风气的领导责任，清清白白为官、干干净净做事、老老实实做人，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促进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要管好家人亲属、管好身边人身边事，树立良好家风，过好亲情关，教育家人严守党纪国法，坚决防止和反对“裙带腐败”、“衙内腐败”，从最近身的地方构筑起预防和反对特权的防护网。

　　按照宪法和政协章程的规定，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将于明年3月换届。明年初，省区市人大、政府、政协也将换届。做好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换届和省区市人大、政府、政协换届工作，意义重大。这项工作政治性、政策性都很强，党中央已经对此提出明确要求。各省区市党委和中央国家机关党组（党委）要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充分发扬民主，严格按照法律和章程办事。要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严把用人政治关、廉洁关，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防止“带病提拔”。要严肃换届纪律，严密防范和严厉查处拉票贿选、破坏选举等行为，确保换届风清气正。要及时掌握和妥善处理换届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深入细致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广大干部讲政治、讲大局、守纪律，正确对待个人进退留转。要把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做好换届工作结合起来，统筹做好当前各项工作，确保人心稳定、工作有序。

　　同志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信心、同心同德，埋头苦干、奋勇前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22年10月23日在党的二十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

李渔“无声戏”的稗史意义******

　　李渔(1611—1680)原名仙侣，号天徒，在他后半生卖文糊口的生涯之始，改名渔，号笠翁，是清初一位毁誉参半的人物。李渔自己说：“予生也贱，又罹奇穷。”作为明清时期的一位戏剧和小说大家，他以戏曲小说为平生志业，声称：“吾于诗文非不究心，而得心应手，终不敢以稗官为末技。”他是一位古代历史上少有的，不求科举荣身，专以卖文糊口的职业作家。写出了戏曲理论名著《闲情偶寄》、戏曲《笠翁十种曲》，还创作了《十二楼》《无声戏》等风靡一时的拟话本集。

　　杜浚称他的《无声戏》“为从来小说之冠”；孙楷第说：“我们看他的小说，真觉得篇篇有篇篇的境界风趣，绝无重复相似的毛病；这是他人赶不上的……说到清朝的短篇小说，除了笠翁外，真是没有第二人了。”在小说史上，李渔是和冯梦龙、凌濛初鼎足而三的拟话本大家，而他在戏曲理论和创作上的贡献又远远高出二者。李渔拟话本能够自成一体，在海内外产生巨大影响，和他“无声戏”的小说观有着直接的关系。

　　李渔的“无声戏”之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小说视为无声的戏曲。他把自己的拟话本集命名为《无声戏》，并在《十二楼》的《拂云楼》中要读者“各洗尊眸，看演这出无声戏”，就是直观的体现；另一方面，认为“稗官为传奇蓝本”。《笠翁十种曲》中的《比目鱼》《奈何天》《凤求凰》《巧团圆》四种都是改编自他的《无声戏》和《十二楼》。李渔重视戏曲和小说文体内在的一致性，在近四百年前就提出了小说是“无声戏”这样一种跨文体的观念，在稗史上可称独树一帜。在今天，小说与影视剧孪生同产的现象更趋常态化，李笠翁的小说文体理论和利弊得失，更具借鉴意义。

　　从小说史的大脉络来讲，李渔的“无声戏”说，具有三重的价值和意义：即小说编创方式的探索、对文学性虚构的肯定、以游戏的态度释放小说的活力。

　　一、“无声戏”是李渔首创的拟话本编创方式。他的小说依傍戏曲程式化的角色、情节和场景，小变其形，追求情节翻新、立意奇巧的效果。从宋元时代开始，各种话本、拟话本集大都是取材故事类书，编辑成分要远大于创作。罗烨《醉翁谈录》记载的南宋“话目”(故事名称)有100多个。那时说书人的职业素养是“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熟知洪迈的《夷坚志》、皇都风月主人的《绿窗新话》等故事类书。孙楷第《小说旁证》、谭正璧的《三言二拍资料》，梳理出“三言”“二拍”共198篇小说的入话与正文故事的出处，可见冯梦龙、凌濛初等拟话本作者，多是以当时人编纂的类书与文言小说为框架改写小说。在没有本事依傍的情况下，小说家通常难以结撰数量众多的短篇小说。因而，“三言”“二拍”之后，《型世言》《石点头》一类拟话本的题材来源更加杂凑。清代拟话本集再也没有数十成百之巨的篇数，最大的原因在前出的话本小说和题材资源已被冯梦龙、凌濛初等奄取殆尽。如凌濛初在“二拍”序中声称，因“三言”将话本搜罗一空，他的“二拍”只能将前人所弃的“竹头木屑”缀合成篇。

　　李渔的《无声戏》和《十二楼》绝大部分出自独创。对戏曲程式、套路的逆向借鉴是李渔小说意取尖新的关键所在。李渔曾说过：“若稗官野史则实有微长，不效美妇一颦，不拾名流一唾，当时耳目，为我一新。”李渔创作尤重脱套、“脱窠臼”。窠臼者，套路、模式也。它们的情节结构、人物命运走向有固定路数。“脱窠臼”就是反向的构建方式。李渔是个技巧主义者，他的翻新创造，乃是“仍其体质，变其丰姿”，“如同一美人，而稍更衣饰，便足令人改观，不俟变形易貌而始知别一神情也”。所以他声言：“束缚文人，而使有才不得自展者，曲谱是也；私厚词人，而使有才得以独展者，亦曲谱是也。”曲谱之外，戏曲旧有的程式、排场，都是李渔创作拟话本的灵感来源。他只需要“小变其形”地移用过来，就解决了小说的取材问题。其小说的故事核心，往往是对旧有模式的逆向思维。如将才子佳人故事套用到同性恋故事上的《男孟母教子三迁》，才子追求佳人变成的《众美齐心夺才子》；才子佳人终成眷属，变成奇丑奇臭的阙里侯与佳人团圆到老。没有窠臼、程式就没有笠翁这些让人耳目一新的小说。因有成法和阶梯可循，才能稍更衣饰，就别出风神，大受欢迎。笠翁的小说和传奇构思方法出自同一机枢。小说之称为无声戏，正是小说对戏剧艺术技巧的依循借鉴，是在对戏曲程式中的依傍中的求新。

　　“无声戏”这种小说观念，以戏曲格套做翻案文章的构思方式，使李渔摆脱了稗史小说必然写实的旧观念拘缚，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事无所本”、“凭空结撰”，虚则虚到底的虚构观念。这是小说史上的一大进步。

　　二、以小说为“无声戏”，是对文学性虚构的肯定。以戏论文，本质上是把小说视为虚构的游戏。虚构这个概念，在小说史上相当难产。唐代之前的小说基本上被纪实观念所左右。如鲁迅指出的，唐人始有意为小说，也就是进行自觉艺术虚构。但是，唐传奇作者们在“征奇话异”之余，往往在篇末把故事的讲述者、时间、地点、听众一一交代清楚，以示故事的真实性。如元稹的《莺莺传》：

　　贞元岁九月，执事李公垂，宿于予靖安里第，语及于是(张生与莺莺故事)。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崔氏小名莺莺，公垂以命篇。

　　这样一种“讲故事”的情景设置，还是出于取信于读者的“实录”观念的影响。直到明代，虚构才被文人们逐渐接受。如谢肇淛说：“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在探讨戏曲创作之时，“贵幻”、“奇幻足快俗人，而不必根于理”(袁于令)的见解更为常见。所以，李笠翁的“无声戏”观念的本质就是将小说创作向戏曲靠拢，使小说获得了艺术虚构、艺术想象的自由。这在小说史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它使小说从自古以来的“实录”、“稗史”的写实观念中解脱出来，给了文学性的虚构以合理性。

　　李渔并非没有看到小说与戏曲间的区别。他指出“纸上之忧乐笑啼与场上之悲欢离合”“似同而实别”。小说要“悦目”，戏曲要“便口”。李渔的“无声戏”小说观，是对话本小说表演和讲述情景的某种回归。话本本是口头文学，是用戏剧性的情节人物打动听众。早期说书人的伎艺主要是模仿人物口吻，像《快嘴李翠莲》《西山一窟鬼》，都含有类似戏剧性的表演因素，说书人一张嘴“自然使席上风生，不枉教坐间星拱”。话本叙事结构简洁单纯，“讲论处不滞搭，不絮烦”，其精髓是一事统摄始终的简单结构，鲜明的人物形象、快节奏的情节，以人物口角动作表演其身份、性格等，本身就含很鲜明的戏剧性。这种舞台性特点在冯梦龙的“三言”中得到了改造。他强调“文心与俚耳相协”。俚耳是口头文学的听众，文心则是雅文化的，具有深刻内涵的文字。如《卖油郎独占花魁》《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等经典作品，情节进展缓和细致，在探询人物内心隐微和细节上平铺细描，这种“深度”的、平淡化的小说，开始指向了私人化、内向性的阅读。但在“三言”之后，来自民间的机智幽默和喜剧精神，在文人小说中变成了嫉愤的牢骚和嘲骂。后者的故事或多或少地失去了独立性，有沦为议论注脚之虞，戏剧性的场景更是几乎绝迹，拟话本艺术日趋没落。

　　李渔将戏曲“贵幻”的艺术追求，运用在拟话本创作中。所谓“非奇不传”，他的小说在情节上的陡转巧合，是戏场关目中的出奇变相。如《谭楚玉戏里谈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男女主人公在戏台上表演《荆钗记》“投江”一出，借戏文抒发生离死别之情，是典型的“戏中串戏”的程式变形；小说人物对话和内心描写都如戏中角色的台词，简洁外化，不需“深思而后得其意之所在”。在人物设置上，依循着“稗官是传奇蓝本，有生旦不可无净丑”的原则，读者可以根据角色期待，作出轻松的反映，引发笑声。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部》的一段话，畅言文学性虚构为创作者带来的如造物主那般的快乐：“未有真境之为所欲为，能出幻境纵横之上者。我欲作官，则顷刻之间便臻荣贵；我欲致仕，则转盼之际又入山林；我欲作人间才子，即为杜甫李白之后身；我欲娶绝代佳人，即作王墙西施之元配；我欲成仙作佛，则西天蓬岛即在砚池笔架之前；我欲尽孝输忠，则君治亲年，可跻尧舜彭篯之上。”在那个由笔墨构成的世界中，李渔认为作者是无所不能的：可以是隐士高官、可以做人间才子、娶绝代佳人，又能成仙成佛、建不世之功……幻境纵横，全由自我做主。多么自由自在！畅快淋漓！这是罗贯中、冯梦龙等小说作者不敢宣之于口的霸蛮权力。

　　三、“无声戏”的观念用游戏的、喜剧的主张，从桎梏中释放出小说的生机。自从冯梦龙用《喻世明言》、《醒世恒言》和《警世通言》为“三言”命名，明末清初的拟话本集出现了《型世言》、《照世杯》、《清夜钟》等一大批微言大义的堂堂名目。从这些小说集的命名中，就可以看到，通俗文学对文以载道、道德说教的正统文学的攀附。文人们用强烈的情绪化说教，覆盖了来自民间说书的娱乐精神和幽默襟趣。到《型世言》和《照世杯》一类拟话本，作者更急于救世，大量的说教之辞，味同嚼蜡的故事人物，败坏了读者的胃口。“无声戏”的小说观念强调了阅读的浅易性和娱乐化。“戏文是作给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是迎合小说读者实际兴味的一种叙事模式。

　　宋元话本是诉诸听觉为主的感官艺术形式，人物情节类型化和叙述套语等口头文学特色，使儿童妇女和不识字者也可以“闻而如见之”。所谓闻而如见之，首先是有鲜明的形象性和戏剧化情节。拟话本是由文人写作，供给个人阅读的文本，在脱离“听——说”艺术的过程中，小说作者掌握了更多自主权力，可以使作品在思想意蕴、个人风格的深刻与独立方面走得更远。但“读——写”模式的深度文人化，却限制了作品在普通读者中的普及性和号召力。像李渔这样靠卖文糊口的作家，关心的是市场和生计。在明清，戏曲是拥有最多受众，广受欢迎的艺术形式。在勾栏瓦舍之中，“说话”和戏曲都是现场表演的技艺，李渔将小说称为“无声戏”，标榜小说的大众性，在某种程度上使拟话本又回到大众化传播的层面。在以小说为消遣娱乐的本质上，李渔的小说更接近宋元说书，而非告诫连篇的文人拟话本。

　　他用游戏消解小说受史传文学、雅文学规范而日益质枯呆滞的风格，自豪地宣称：“惟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李渔小说也采取教化之论，但填词之为游戏的理论，修正了明末拟话本文人的正统说教。李渔声称“大约弟之诗文杂著，皆属笑资。以后向坊人购书，但有展阅数订而颐不疾解者，即属赝本。”他的幽默感让一本正经的告诫、教化变了味道。

　　李笠翁的“无声戏”说出现的背景是明清之际戏曲艺术的流行。与李渔同时的尤侗，就称“天地一梨园”，称其诗集为“便是吾家院本，供大众手拍”(尤侗《西堂杂俎一集》，卷五) 李渔之后，仅从小说集的命名看，就有《纸上春台》、《笔梨园》，其中篇目也径名为“第一戏”、“第一本”，都是师仿“无声戏”之说者。李笠翁的作品流传海外，对江户时代日本娱乐文艺产生一定影响，冈晴夫称他为“戏作者”的先驱，即不言自明的虚构、游戏三味和无用的文学。

　　总之，李渔小说能成为清代白话短篇小说的翘楚，得益于他的“无声戏”之小说观念，但“无声戏”之说弊端也是明显的。首先李渔将小说看成无声戏剧，将一个“戏”字横在胸中，将戏曲关目的随意装点，取代了拟话本由“三言”奠定的细致模仿现实的叙事性。小说中人物的对话、意识乃至场景都模仿剧场观念、舞台表演般的单纯明快。“三言”中写市井日常琐事的氛围、韵味，难以在舞台剧式的场景中出现。其次，李渔抱着舒郁解愤，自健脾胃的目的创作，戏曲环境的预设，保证了创作主体绝对的话语权。创作主体的绝对权力，意味着对阅读者主体理性的剥夺。戏曲演出是在公共场合，观众的理解和反映被表演者和众人所牵引，作品偏爱友好的人物性格，强化的是社会的和公共的生活，是对当时社会接纳规范的反映。这些特性在话本的说书语境中有部分体现。文人创作的小说纯为阅读的目的，而阅读的本性则有利于形成私人性的和内向性的自我。读者的理性阅读不适于作者随心所欲的自我展现。第三将小说视为“无声戏”，势必使情节过于翻奇弄巧。明清戏曲情节模式追求巧合新奇，李渔写小说，如写戏曲那样“考古商今，到处搜奇迹”。像《女陈平》、《归正楼》、《十巹搂》之类，因此牵合关目，情节杂凑。戏曲的本质是以抒发情感为目的，小说则要尊重故事和人物真实性和内在逻辑。过于追求戏剧化使其拟话本成就难以超越“三言”。

　　在当今文坛，小说和影视剧互为依存的商业传播方式，比李渔的时代更受人们的追捧。作为一种现象，李渔的“无声戏”理论至今仍有剖析、借鉴的意义。

　　(作者：王昕，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6日 13版)